上世纪30年代，老舍在国立山东大学任教期间，曾在青岛居住了三年，在此创作了《骆驼祥子》《我这一辈子》《樱海集》等大量的文学巨著。
不管别位，以我自己说，思想是比习惯容易变动的。每读一本书，听一套议论，甚至看一回电影，都能使我的脑子转一下。脑子的转螺丝钉，虽然是转，却也往前进。所以，每转一回，思想不仅变动，而且多少有点进步。记得小的时候，有一阵子很想当“黄天霸”。每逢四顾无人，便掏出瓦块或碎砖，回头轻喊：看镖！有一天，把醋瓶也这样出了手，几乎挨了顿打。这是听《五女七贞》的结果。及至后来读了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，就是看了杨小楼扮演的“黄天霸”，也不会再扔醋瓶了。你看，这不仅是思想老在变动，而好歹的还高了一二分呢。
习惯可不能这样。拿吸烟说吧，读什么，看什么，听什么，都吸着烟。图书馆里不准吸烟，干脆就不去。书里告诉我，吸烟有害，于是想烟，可是想完了，照样点上一支。医院里陈列着“烟肺”也看见过，颇觉恐慌，我也是有肺动物啊！这点嗜好都去不掉，连肺也对不起呀，怎能成为英雄呢？！思想很高伟了；乃至吃过饭，高伟的思想又随着蓝烟上了天。有的时候确是，半天儿不动些小白纸卷儿，而且自号为的人——对面是习惯的人。后来也不是怎么一股劲，连吸三支，合着并未吃亏。肺也许又黑了许多，可是心还跳着，大概一时还不至于死，这很足。什么都这样。接说一个自居“摩登”的人，总该常常携着夫人在街上走走了。我也这么想过，可是做不到。大家一看，我就毛咕：“你慢慢走着，咱们家里见吧！”把夫人落在后边，我自己迈开了大步。什么“尖头曼”“方头曼”的，不管这一套，虽然这么谈到底觉得差一点。从此再不双双走街。
明知电影比京戏文明一些，明知京戏的锣鼓专会供给头疼，可是嘉宝或红发女郎总胜不过杨小楼去。锣鼓使人头疼的舒服，仿佛是吧，同样，冰激凌，咖啡，青岛洗海澡，美国桔子，都使我摇头。酸梅汤，香片茶，裕德池，肥城桃，老有种知己的好感。这与提倡国货无关，而是自幼儿养成的习惯。年纪虽然不大，可是我的幼年还赶上了时代。那时候连皇上都不坐汽车，可想见那是多么了。
跳舞是多么文明的事呢，我也没份儿。人家印度青年与日本青年，在巴黎或伦敦看见跳舞，都讲究馋得咽唾沫。有一次，在艾丁堡，跳舞场印度学生进去，有几位差点上了吊。还有一次在海船上举行跳舞会，一个日本青年气得直哭。因为没人招呼他去跳，有人管这种好热闹叫作猴子我得我的网摹仿，我倒并不这么想，在我的脑子里，我看这并不成什么问题，跳不能叫印度登时。也不能叫日本。不跳呢，更不会就怎样了不得，可是我不跳。一个人吃饱了没事，独自跳跳，还倒怪好。叫我和位女郎来回的拉扯，无论说什么也来不得。贡着就是不顺眼，不用说真去跳了。这和吃冰激凌一样，我没有这个胃口。舌头一凉，马上联想到泻肚，其实心里准知道没有。
还有吃西餐呢。干净，有一定份量，好消化，这些我全知道。不过吃完西餐要不补充上一碗馄饨两个烧饼，总觉得怪委曲的。吃了带血的牛肉，喝凉水，我一定跑肚。想象的作用。这就没有办法了，想象真会叫肚子山响！
对于朋友，我永远爱交老粗儿。长发的诗人，洋装的女郎。打微高尔夫的男性女性，咬言咂字的学者，满跟我没缘。。老粗儿的言谈举止是咱自幼听惯看惯的。一看见长发诗人，我老是要告诉他先去理发；即使我十二分他的诗才，他那些长发使我堵的慌。家兄永远到“推剃两从便”的地方去“剃”，亮的很悦目。女子也剪发，在理认论上我极同意，可是看着别扭。问我女子该梳什么“头”，我也答不出，我总以为女性应留着头发。我的母亲，我的大姐，不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么？她们都没剪发。
众所周知，老舍先生是“京味儿文学”的代表人物，先生作品中那些流淌在文字间，令人如临其境的京城风味，大部分来源于他各种各样的小习惯。喝茶、唱戏、养花、赏画、打拳……老舍的生活趣味，几乎包罗了传统生活中可想见的一切好玩的东西，因而人人都喜欢到先生家里做客。
创作时，老舍也有自己的习惯。在舒乙的回忆中，母亲曾对他说过多次，父亲在新婚第二日便与她约法三章：“每天早上起来不要跟我说话，我绝不是跟你吵架，我得想我那两千字（当时他的标准是每天上午写两三千字）”。先生在家时话极少，不是在想便是在写，因而作品中传递的深刻思想自然不用说，哪怕是一篇短小的散文，亦能体现出他对日常生活的思考。先生谈论起自己的习惯，于幽默平实的语言中，尽显对中国文化之热爱、对的剖析，以及对文化传统局限性的认识。
多样的习惯塑造了老舍幽默有趣的个性，更成就了他的文学风格。只有真正热爱生活，深入了解生活的人，才能将那些稀松平常的生活场景，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作品中。若要说先生作品中的“京味儿”究竟有何过人之处，那便是跳脱出了那种“身在此山中”的迷思，多了一份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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