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实我本来想写的是福山和亨廷顿，最近这两个人物被怀念和提及的很多，他们其实一直都在研究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。向何处去，会是长期热点线年。他们俩相差一代人。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追问，有些是继承来的，有些是新生的。哲学故而。

　　尼采大概第一个提出“最后的人”的概念，他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向人们展示“超人”的热情、活力、智慧与勇敢，而“最后的人”则是“超人”的，他痛惜地表达到，

　　在他那里竟然有某种宿命论的味道：人类的命运似乎已经一清二楚，无论再发生什么也改变不了其方向，剩下的事情就是把现实中的纷扰打扫干净，为历史必然性铺。

　　所 以，我们也常感慨，我们如今早已出不了什么百科全书派的大师，也常陷入新平庸时代的怀疑论里。

　　此外，亨廷顿的预言也在一一实现，比如：中美冲突不可避免；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有1400多年历史，将继续上演；国际贸易带来好处，但也常常令彼此害怕，造成冲突；等等。

　　国 际贸易摩擦，是近几年不可回避的问题。所以亨廷顿所给出的避免原则失效，此外的两个原则是共同调解原则和加深认识各文明共性的原则，这是还在持续努力的事。

　　只是有时候总是事与愿违，像华为这样的面对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年复一年的加深施压的公司，恐怕历史上也找不到第二个案例。

　　华为以伤痕累累的伊尔-2机自喻。二战中，德军士兵将苏联的伊尔-2称为“黑色死神”，因为它是那时最好的对地机，其装甲可以小口径枪弹、榴散弹等等的直接命中，是坦克杀手。它的伤痕累累是必然的，关键在于怎么修补怎么继续飞行持续战斗。任正非去年下半年曾说，华为大概有4300～4400个洞，已经补好了70%～80%，年底可以补好93%。到了今年，新洞又增，又得继续补。

　　用尼采和福山的观念看，不能只有和，还得有别的更崇高的东西，肯定是其中重要的部分。芯片这种东西，可能也更多的需要，那比资本更重要。不要在乎这一年两年的痛苦，可能五年十年会习惯这些痛苦，然后能进行长达几十年的和蛰伏。这背后的是民族，是人类命运，是整体进步的推动。任正非说：“人类要共同奋斗，共同为人类服务，这是我们办企业的最终目的。”

　　我们或许真的可以回到马克斯·韦伯这里，看这些问题。韦伯，生于1864年4月21日，逝世于1920年6月14日。他比亨廷顿早出生大半个世纪。但我们现在看来，他像是跟我们很亲很近的人。

　　浪漫主义者意在，比如屈原，他的“何去何从”，说的是自己该做一匹千里马还是一只鸭子这样的人生选择问题；都好理解，儒释道及世界各教都有，他们关心天下，爱及共同体；而现实主义者，在意的其实是现实的和影响力，尼采、韦伯都属于这类人。为什 么大家都怀有美好的愿望，比如合作、互信、互惠、共识、相互理解、相互尊重等等，最后却彼此隔离、割裂、斗争、猜忌甚至呢？为什么国际合作那么好，全球化那么好，大家还要，要反全球化、逆全球化呢？

　　在《以为业》中，韦伯特别写到：“行为的最后结果往往——甚至经常——完全不合初衷，甚或时常同它截然相悖。这是一切历史的基本现实。”

　　行为与单个个体行动者的意图、意愿或意向之间存在着不匹配的关系。而这也就意味着，社会行动的结果将于单个个人的意志与意愿。

　　某一代人地选择的事物，对下一代来说是不可逆转的命运。与结果之间的不匹配，以及世界本身的无，这是韦伯思考人类生活的根本基础。

　　跟病毒和疾病斗争是常态，跟无常、无纠缠本也就是人生的常态，而人和组织如何训练自己的，如何让自己无论何时都充满斗志，且其乐无穷，成为最好的。

　　据说 ，我们大脑里的 杏仁体，这个“恐惧中枢”，不仅会对作出反应，它在构建社交联系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。这就是为什么新闻报道上吸引人眼球的都是引发恐惧、焦虑的事件，但我们其实更喜欢在社交上讨论这些事。

　　我们一边恐惧，一边又想抱团，找安慰，找平复思绪的方法。且越是恐惧的事情，越容易形成相对紧密的团体，杏仁体从一只咆哮的护卫犬变成了一只精力充沛的导盲犬，并且目标单一。

　　人们的社交需求，主要是为遵循归属信号的引导，杏仁体有巨大的潜意识神经力量来构建和维系社交纽带。

　　这一现象，在人们居家隔离时期的一个多月，1月底到3月初，表现得尤为明显。而当恐惧慢慢淡化，社群又从“战时状态”恢复到日常时期。

　　传统机构正式复兴，并且转型进入顺利期。拥有资源优势、一线采访报道资格的传统机构，真正得以在疫情期间复兴。他们利用各种技术，文字、视频、音频、直播等各种技术无缝衔接，转型成全、融。他们相对不计成本地培养较大的记者团队，这是个人的即便惊世绝伦的才华所达不到的能力。

　　自只能鞭笞传统，传统被取代从头到尾是一个伪命题。很多传统的微信号从疫情发展至今，涨粉趋势非常明显，然后更加被重视起来。

　　严肃更是最不可取代的存在。2020年5月4日，104届普利策在美国纽约公布，因疫情影响首次在执行人达娜·卡内迪家中公布。普利策第一届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，1917年6月。可见这也是百年未遇的变局。《纽约时报》《邮报》和透社等拥有资源优势的严肃依然是该的最大赢家。

　　大学新闻学院近日宣布取消本科的消息，激起了涟漪。在回应此事时强调不会放弃新闻学，只是加强，要办“研究型大学”，就在研究生阶段培养新闻人才。其实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二十年前成立至今，也只培养研究生，不设本科。越是公共性的事业，包括新闻也是，越需要专业的、多元的视角。越是面向的行业，越不能强调投资回报。

　　按照韦伯说的，实践生活中的人要想对他人的行为作出合与否的判断，就必定需要事先建立一套价值体系，锚定一种价值或一类价值作为判断起点。而其实，这种价值或价值体系，得益于其他专业领域独特的训练和浸润。

　　我是给自己布置任务的。只有一个确切的、每天都执行的任务，才会让这段守候变得似乎有价值。从一月底到现在，我一直有个习惯，就是看新冠肺炎累计确诊最多的50个城市的演变，每天出一个表格记录。因为我是研究城市发展和城市文明的，我觉得这样简单的守候，记录到疫情彻底消失的那一天，是一种仪式。

　　我在二月中还专门写过一篇《观城日记》发布在秦圈，里面写到：“在这特殊的日子，熬着，也观察着，像呆在实验室里，可以分析各种数据，观察各种事件，问题，以及内心。”“我每天这样跟着数据，总觉得能发现记录点什么，总觉得这样能够形成某种系统的注视。”

　　迄今，前50城的门槛，刚好累计确诊是100例，4月22日，佛山与东莞并列是100例。后来虽然每天部分城市如北上广深港都有变动，但50城基本固定，最低门槛100也固定了。如今，原来相对严重的省份，如河南、浙江、安徽、湖南、江西、等清零了，而至今没有城市进入前50城名单的、辽宁等还有现存病例。

　　我前几天去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看了一场义演，这是我疫情后第一次看现场演出。中间有云连线 濮存昕的部分，他说演员是需要舞台才有生命力的。他说他疫情期间在家就是读诗，背东西。

　　每个人都 该 在这段时间内沉淀下什么，培养一个终身的习惯。我呢，隔两天就会跑5公里，以前我挺讨厌跑步的，竟然也爱上了。我还开始买花种花了，好像好多人也养成了这个习惯，因为疫情可能影响居家生活和居家的布置。

　　以前在耶撒冷时，我印象最深刻的餐厅也叫eucalyptus。从那里走出去会有一个巨大的喷泉花园广场，那巨大的明月一直停留在我心中。

　　原来一切都是编织的注定。元素、顺序，无数次组合后，人只剩回忆，以及一股浓烈的冲击心灵的感觉。

　　我在博尔赫斯《失去的公园》的诗句里也发现了它。那篇里还提到：如果不存在开始和结束，如果将来等待我们的只是一个由无尽的白天和黑夜组成的数目，我们也就已经是我们将成为的过去。我们是时间，是不可分割的河流，我们是乌斯马尔，是迦太基，是早就荒废了的罗马人的城墙，是这些诗行所要纪念的那个失去的公园。